北京实践篇
复制的速度可以有多快？这不取决于复制的难度，而是取决于执行者的决心——现在，北京住房保障体系的快速调整，正验证了这个中国式的政治逻辑。
记者从北京市住房保障办公室获悉，2008年内，北京将推出政策性租赁住房。半年前，这种保障性住房才在厦门出现，北京市成为第一个推出此类住房的特大型城市。
然而困扰北京已久的住房问题，却不会因此而解决。建立在户籍制度基础上的住房保障，只能无奈地重复悖论。
进退维谷
北京市住房保障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从来不为土地、资金犯难，让他们头疼的是，在北京城总计将近1400万的人口中，住房保障究竟要“保谁”？
“从限价房开始，头疼的就是这个事。”3月4日，北京市住房保障办的一位工作人员在电话中向记者抱怨。这一天，“政策性租赁住房”的相关文件已经签发，但却只是明确了“解决单身青年住房问题”的基本原则，与限价房一样，户籍又一次成为了未知数。
他告诉记者，目前享受“政策性租赁住房”是否必须拥有“北京市常住户口”仍然在研究中，而且“限价房购买者须有北京市户口”的原则，在征求意见时也引起了很大争议，目前仍然不能最后确定。
北京市国土局局长安家盛明确向记者表示，北京的保障性住房用地都是按照供地计划优先安排，北京市的地方财政也比较富裕，建设规模、速度也相对适中，但始终绕不开的仍是“谁受益”的问题。
位于北京西南四环的鸿业兴园二期，是北京第二批限价商品房之一。该项目负责人孙玉刚告诉记者，早在2007年底，建筑主体工程的1／2就已经完工，但至今未能销售，“我们都不知道卖给谁，资质肯定由政府审。”孙玉刚坦言，此时此刻，北京市限价房的销售政策正在征求意见。
“政府也进退维谷，卖给谁都有问题。”北京首开集团的一位高管向记者表示，首开是一家国有企业，承担了大量北京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工作，对这一点深有感受。
谁缺住房？
“北京这样的特大城市的住房问题，是城市化的副产品，不是单纯的房地产问题。”如是表态的是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王珏林，在他看来，北京市在住房保障受益人群问题上的“进退维谷”，恰是出自这样的原因。
据北京市公安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7年11月，北京常住人口为1230万，外来人口的保守统计数字在200万左右。“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外来人口还在增加，这是城市化的必然。”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向记者表示。
实际上，这些北京的“新移民”，才是住房困难最大的人群。据王珏林的调研，对目前政府执行的住房保障政策，最不满意的也恰是这个人群。因为绝大部分新移民没有北京市常住户口，很小一部分拥有蓝页户口。而既有的廉租住房、经济适用房的“保障”，都建立在户籍制度的基础上。
“他们没有选择，只能买商品房，但高价格却很难承受，于是问题就凸现出来了，毕竟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有房住’与‘有房’，还是有很大差别的。”王珏林表示，“住房保障实际上对这部分人是缺位的。”
来自山东的政协委员郭松海向记者十分明确地指出了问题所在，在北京工作生活的“新移民”中，至少有60％以上属于年收入在3万元上下的“低收入群体”——“这是北京市重新调整的经济适用房购买标准，很多外来新移民都是要在北京长期生活的，也符合这样的标准，但因为户籍问题不能购买，这在商品房高房价的背景下就很成问题。”
虚拟堤坝？
在某种意义上，住房正在充当特大型城市控制人口规模的“虚拟堤坝”。身为建设部副部长的仇保兴更愿意从城市规划的学术角度看待这一问题，“在住房保障最好的欧洲国家，也不可能说，你来到一个城市，政府就提供给你一套住房。”
据了解，这种“虚拟堤坝”的“理论”来自于城市规划的“学术估算”。仇保兴表示，北京这样的特大型城市，其人口的承受能力并非是没有上限的，“例如北京，人口不能超过3000万，否则供水、供热、医疗、卫生等公共事业都会出问题，所以人口不能无限制地增长。”
然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当今的中国已经不可能再以行政樊篱限制城市、区域之间的人口流动，于是住房与房价得以“歪打正着”，成为控制城市规模膨胀速度的“虚拟堤坝”。
“可是北京的情况又不能完全以欧洲的模式对比。”经济学家钟伟对记者说。他认为，建立在户籍制度之上的住房保障，永久性地剥夺了新移民享受住房保障的机会，而更关键的问题在于，“地方政府对保障性住房的投入来源于财政，实际主要由税收构成，而这些在北京生活的新移民，很多也都是纳税人，因此，以户籍制度确定是否享有住房保障，不甚公平。”
不少专家认为，以在某一城市纳税记录的年限，替代户口，成为享有住房保障待遇的标准，应该更为公平、适合，同时纳税记录甚至还可以同时解决收入资格审查的难题。
“我们已经注意到这一问题，也正在研究。”3月4日晚，北京市住房保障办一位负责人对记者说。他表示，目前征求意见的限价商品房销售政策中，就有很多意见要求将“蓝页户口”的持有者纳入到购买人群范围，但现在仍未有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