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记者在大城市艰辛买房记：孝敬父母我买房
小时候，老爸的一些同事经常以我取乐。据说是因为当他们问我长大以后的理想是什么时，我的回答永远是坚定的“临时工”！至于父母当时的反应，我想应该是“造孽”或者是“丢人”之类的想法吧。
长大后“生性”了
可喜的是没想到这个愿望这么容易就实现了。在实现“临时工”的梦想前，我突然想为父母买一套房子。而儿时的玩伴几乎全都倒在了要做一个伟大的科学家或者是宇航员的路上，一个个都在充当着房奴亦或是新股民的角色。
那个时候我刚毕业，而父母却双双内退。两个人每个月只能拿到1000多元钱的工资。尽管如此，乐观的父亲却一直在想象着若干年以后的生活：“肯定不是在城市里，但是要有块田，种点青菜，养几只鸡鸭，偶尔可以去钓钓鱼。”当这些观点被慢慢地让我吸收消化以后，我突然觉得自己长大了，努力挣钱实现父母心愿成了人生的第一大目标。
为攒钱减开支：以单车代步、取消应酬
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我的第一份工作，“清贫”或许能把那个意思表现出几分。当时家在福今路，上班地点在时代广场，不远不近的距离令每天4元的公交费用花得相当尴尬。于是厚着脸皮找一青梅竹马的哥们要了台自行车。另外一个原因是他的车实在很“帅”，早在2003年，有避震的山地车着实不多见。哥们爽快地把车给我了。这么一来，光上下班的公交费用每个月就省下了一百多元。对于月收入1500元的“临时工”来说，这绝对成为可减开支的重要成分。
两个月下来，发现自己的存折上赫然地印着2000多大元时，心情的确难以抑制地兴奋。要知道，这笔钱几乎能让我在大学里生活一个学期。那个时候，我觉得两年下来，或许我能给他们在郊区买个地皮什么的。毕竟是非典肆虐的那一年，房价看上去还不至于像看微积分那么吃力。
紧接着，几乎是取消了一切的应酬。虽然应酬几乎完全是来自于大学的几个哥们，但是不那么体面的工作，也让我羞于酒后对他们大放阙词。虽然是在五羊新城的街边喝几瓶青岛2000，但是三五个哥们下来一晚至少也要五六十元钱。当这笔开支也减下来以后，一个月存1200元左右的工资便是手到擒来。
这样的光景持续了半年，终于发现的内心原来是极为不安分的，突然有一天以无法忍受朝九晚五的工作为由，毅然辞职。吃亏的是离职的那天离发工资的日子只有3天。
后来的经历或多或少都充斥着些戏剧色彩：和老爸去顺德开餐馆，历时一年；回到广州做摄影记者，历时一年半。现在离省吃俭用的风格越走越远，随着收入的增加，存款的动力似乎也在逐渐降温。
股市大好时，我的钱存在银行
好在骑单车的习惯保留了下来。遗憾的是，在今年年初股市开始被“饲料”催肥的时候，那笔因为骑单车而省下的钱还静静地蜷缩在银行。至少在同事看来，这样的决策失误足以令人遗憾终身。而存在银行的钱不仅远没赶上房价的蹿升，甚至连个女朋友都没有为我追回来。这个时候，我终于意识到作为一个不到30岁的“高龄青年”(自认为)，要在年GDP以两位数增长的情况下跟上时代的脉搏是多么费劲。
几年未见增长的工资和房价的距离越来越远。虽然想过申请银行贷款，但是一想到那将要多支出的几万元，心里便不由得一紧；而老老实实地工作存钱，那买房的梦想最早只能在若干年后的广州远郊实现。想起大学经常被用来调侃的“白居易，居大不易也”这些话，忧伤的对象迅速拓展到“80前”的整整一代人。
看着身边纷纷开始谈恋爱的朋友都开始想办法跟家里借钱买房子的时候，突然意识到应该调整一下自己的愿景。至于为父母买房子的理想，干脆降级到花钱让他们去旅游腐败的级别。
事实上，我甚至觉得这么做似乎更合乎他们的心愿，并且成本更低。
其实，关键是年初的时候家里出现了一个不小的意外，让我走出了房子的阴影。定居在香港的一个表姐有一天突然说她在广州白云山脚的一套两房一厅不想要了，“老弟，你想要吗？便宜转让给你。”于是，我很谨慎地在银行取出存款，并尴尬地向父母油嘴滑舌了一番……据说房产证这两个月就可以办下来，而在过去的半年里，那套两房一厅每个月给家里带来了600多元的租金收入。更可喜的是，在这个烈日炎炎的夏天，我经常会出现在有空调的公交车以及地铁的一角，频频搜寻另一个角落里的适龄女青年。